九君子冒死传出真相的蓝布包

家住辽宁沈阳的巩辛，最近忙着与素未谋面的爱尔兰人马克·奥尼尔联系。

８４年前，在动荡的中国东北，他们毫无交情的祖父因一个绣着英文“ｔｒｕｔｈ”（意为真相）的蓝色布包意外结缘，舍生忘死。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１９３１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巩辛的爷爷巩天民等９位爱国志士，冒死收集日军罪证，装进绣着“ｔｒｕｔｈ”的蓝布包，辗转请马克·奥尼尔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尔等国际友人递交给国联赴华调查团，使日本侵华罪行大白于天下。

“这是当年那份材料的复制品，是日军侵华的罪证，也记载了东北爱国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的不屈抗争。”巩辛说，这份珍贵的史料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尘封近８０年，巩家后人几经努力找到孤本原件，影印后携带回国，并赠送给“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布包内的３００多页文件、照片等，都是日军发布的命令、布告等实物。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说，被称为“九君子”的这９位爱国志士特别注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收集了大量原始性、实证性和系统性兼备的罪证实物，令日军无法辩驳。

“九君子”都是当时沈阳的社会名流，分别是银行家巩天民（中共地下党员），大学教授刘仲明、张查理、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教育家张韵泠，银行家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

“这场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软实力斗争，尽管没能改变东北沦陷的命运，但影响了国际社会的仲裁，争取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赢得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同情。”“真相”史料研究课题组负责人、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

“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斗争的实践”

“真相”文件最后能够被调查团看到，离不开弗雷德里克·奥尼尔等国际友人的冒死相助。

王建学说，当时日军为掩盖侵略真相，严密控制对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的接触范围，巩天民等人苦思出巧计：通过外国人转交材料。

让我们记住这三位国际友人的名字：法库基督教教区牧师倪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ｗｓｏ’ｎｅｉｌ），沈阳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ｗｉｌｌｉａｍｒｙｏｕｎｇ），基督教长老会、神学院谭文纶（ｗｉｌｌｉａｍ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ａｎ）。

在文件递交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倪斐德，正是马克·奥尼尔的祖父弗雷德里克·奥尼尔，他与李顿是旧识。刘仲明在回忆录中写道，当他把材料交到倪斐德手中时，倪斐德说：“如果我死了，我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的。”

张洁说：“这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友人向中国伸出的援助之手，这很好地体现了此次事件的国际性！”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倪斐德被迫于１９４２年离开中国。数十年后，他的孙子马克来到中国工作，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不断追寻祖父在中国的足迹。为此，他还写了《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纪念祖父。巩辛正是通过这本书，找到了马克。

“九君子亦是英雄”

“九君子”的努力没有白费。１９３３年２月的国联大会以４２票赞成、１票反对，通过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向世界阐明了日本蓄谋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炮制出的伪满洲国并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这是‘真相’的胜利。”王建学教授说，“九君子”喊出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声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张洁说，尽管依靠国联收复东北的希望破灭，但”九君子“以智慧和胆识为武器，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的气节和风骨。在整理和翻译完材料后，“九君子”以生命为代价，签上了真实的姓名。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大肆搜捕沈阳的知识分子，“九君子”中除张韵泠外均被捕入狱，并被施以酷刑，但鉴于几人是社会名流，又查无凭据，日本人只好将他们释放。

“最近，我与马克频繁联系，希望能够邀请‘九君子’的后人和三位国际友人的后人在沈阳会面，用共同缅怀的方式向先辈致敬。”巩辛说，“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了解，在几十年前国家危亡之际，有这样一群人，为了真相甘愿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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