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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中国经济定规谋远

发布时间:2021-01-21 15:16:19 阅读: 来源:铆钉厂家

2015:中国经济定规谋远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2015年的总体经济形势,各研究机构都有各自的基本研判,请问你们对2015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有何大体描述?  孙学工:2015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国际环境总体趋好,世界经济将继续保持复苏态势,但国外政策调整、地缘政治冲突等也带来了一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国内基本面和改革因素仍可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但一些短期、结构性与长期性因素将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冲击和制约,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仍面临很多挑战。

刘元春: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推进的关键年,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全面步入“攻坚期”的一年。增速持续下滑、结构持续调整、房地产进一步的周期调整以及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决定了2015年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承上启下的关键年,也是新常态中最艰难的一年。  陈昌盛:2015年、2016年是“十二五”规划收官和“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国经济平稳转入新增长阶段的关键时期。宏观政策需要顺应目前调整的趋势,并对短期意外冲击保持警惕,将经济波动控制在较小范围内。  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依然较好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经济下行压力仍存,但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未有趋势性改变,请具体谈谈今年经济形势的有利因素。  刘元春:2015年至2017年将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艰难期和下阶段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期,2015年房地产调整的幅度依然在可控区间之中,中国外部不平衡的调整触底回升,地方投资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部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将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冲击,金融改革将与“强监管”一起来推动中国“去杠杆化”,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强监管”+“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常态化的微刺激”将在2015年进一步实施。  孙学工:各机构普遍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复苏态势,增速较上年有所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8%,较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  政策效应逐步释放。一方面,为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定向调控政策措施。内容涵盖定向降准、结构性减税、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建设、稳定外贸、扩大信息体育消费,以及在近期实施的全面降息和基础设施领域推出一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的项目等。这些政策多需跨年度操作,政策效应将在今年继续释放。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的财政状况和通胀形势下,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具备较大的运用空间,政府可能继续围绕促进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出台力度更大的新政策,政策效应也将会集中体现为通过扩大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依然较好。我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良好,内需增长具备有利条件。供给方面,虽然我国面临劳动力人口绝对量减少、储蓄率下降等趋势性变化,但是人力资本、资本存量等要素供给的质量在提高,一些新的增长拉动因素正在形成。消费方面,目前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增速超过了经济增速,为消费持续增长和提升消费占比创造了有利条件。投资方面,“十二五”规划即将收官,一些规划尚未完工的在建工程和尚未动工的大项目,建设进度将有所加快,出口回暖也将带动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这些都有利于促进2015年投资增长。  改革红利将逐步显现。2015年还将继续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允许民间资本创办金融机构、放宽市场主体准入,以及以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核心的价格改革等。这些改革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作用将在未来一段时期逐步显现出来,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具有正面作用。  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仍较多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大、回旋余地大,对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树立信心,但应该看到中国经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消弭,其风险隐患不容小觑,请详细谈谈今年经济形势的不利因素。  孙学工:一是世界经济中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因素仍较多。首先,全球经济总体未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水平,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以及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综合成本上升造成我国出口国际竞争力有所下降,这些因素仍持续对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其次,主要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分化和转换带来的冲击。第三,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动荡。  二是房地产市场短期难以出现强劲回升。去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不断下降,虽然已出台了解除限购、放宽首套房贷款认定标准和降息等政策,这些政策可能在边际上改善房地产市场形势,但受房地产市场阶段性过剩严重、房价下行预期强等因素影响难以很快扭转低迷态势。房地产行业前后产业关联度高,与钢铁、建材、家电、装饰材料等多个行业紧密相关,且房地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四分之一,房地产市场低迷将严重掣肘投资及相关行业增长。  三是环保指标造成的强约束。“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显示,环保指标完成进度滞后,规划中4个节能环保的约束性指标都未能达标。为了确保节能环保指标在“十二五”后两年达标,国家将“实施最严格的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有些地方为了完成环保指标,可能会采取强制措施。  四是供给因素约束不断加强。劳动力、土地、资本等供给因素进一步趋紧,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不断加强。  陈昌盛:全球经济继续分化,但外需保持低速增长。世界经济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阶段,由于内部结构差异明显,各区域发展状况更趋分化,但总体有望维持低增长态势。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稳定。虽然劳动参与率短期不会明显改善,但失业率已稳步下降到5.9%。受能源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企稳、国际资本回流等因素支撑,美国经济有望维持稳定增长态势,预计今年达到3%左右。二是欧盟经济降中趋稳。受高失业、低通胀和结构问题牵制,欧盟经济复苏乏力。宽松货币政策和欧元贬值,以及西班牙等南欧经济企稳,今年欧盟经济有望止跌回稳。三是日本经济低位增长。消费税率提升引发经济增长大幅波动的效应减弱,再次提高消费税率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预计今年GDP增长1.2%左右,略高于去年。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增长小幅回升。受发达经济体需求带动,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略有回升,但由于自身潜在增长率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以及资金外流等影响,回升势头依然脆弱。  投资继续下行,消费稳中略降。新执行的信贷政策,对去年第四季度和今年房地产销售增长,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会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改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状况。但受转折性调整和高企的库存决定,房地产投资下行态势不会逆转,预计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为7%左右。考虑加速折旧、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及设备更新、新兴产业带动和出口趋稳等因素,制造业投资降幅不大,预计增长13%左右。若中央财政不扩大支持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将有所回落,公私合作(PPP)模式短期仍难担当大任。受收入增长小幅放缓、与住房相关的消费收缩,以及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因素影响,今年消费增长维持稳中略降态势。  刘元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将对传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模式带来深度冲击。2015年至2017年是宏观经济运行的艰难期和下阶段经济增长点的培育期。  房地产将在政策常态化之后步入全面调整期,其调整的路径和幅度将成为2015年宏观经济景气的焦点。  地方政府在新《预算法》实施、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启动、地方融资平台调整和剥离、土地市场低迷以及考评体系进一步改革等因素的作用下将面临进一步的财政压力,地方投资将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  部分国有企业、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以及小微企业将面临盈利能力下滑幅度超过其承受能力的冲击,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困境”、“银行呆坏账上升”、“失业问题显化”以及“第三产业景气状况的下滑”将在新常态的新阶段出现。  投资下滑幅度加大、消费持续疲软、去杠杆和去产能的进一步实施,以及输入性通货紧缩的压力进一步强化,不仅将导致2015年GDP增速回落,同时使中国整体性通货紧缩的压力加大。  中国经济时报:宏观经济越来越成为显学,如果面对宏观政策调控,能否根据各自的研究完整地谈谈具体的政策建议?  延续新常态的运行逻辑  刘元春:2015年将延续2014年新常态的运行逻辑,但“大改革”与“大调整”的全面展开,将使2015年面临新的挑战和变化。  第一,宏观经济政策依然应当采取“均衡取向”,而不宜采取“唯增长”或“唯改革”的取向。2015年政府的目标应当是在坚守底线管理的同时,全力推进2014年已经开启的“大改革”与“大调整”,同时对于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变异点作出充分的政策预案。  第二,积极破除各种“数字教条”,一方面不宜过分看重传统宏观经济目标的设定,另一方面也不宜过度大幅度调整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而应当在不断试探底线的过程中来逐步修正各种政策变量。  第三,要防止把“均衡取向”等同于“中庸取向”,尤其要防止利用“稳增长”的借口使改革和调整流于形式。“均衡取向”的本质是在强调底线管理基础上的“改革取向”。  第四,“改革取向”在底线管理约束下还要强调改革的逻辑。不同改革的顺序和组合所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是不同的,对于底线管理的冲击是不同的,所需要的宏观经济政策配合也是不一样的。  第五,为配合财税体制改革,积极的政策取向是2015年财政政策的定位。加快推广PPP(公私合作)和市政债等公共基础设施融资模式,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在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基础上,缓解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增加与债务高企所引起的融资能力下降间的矛盾。  第六,“稳投资”在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中十分重要。一方面要关注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下滑的情况,并适度加强以基础设施为主的公共投资的力度,但另一方面必须转化投资的主体和投资的领域。一是应当进一步出台促进民间投资的各类政策;二是公共投资应当强化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  第七,为了防止消费下滑,进一步出台各类促进消费的政策十分必要。通过补贴和转移支付等方式保证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相对稳定,通过提高公务员工资来推动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同等重要。  第八,通过“社会政策托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降低社会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主动适应发展新常态  陈昌盛:2015年宏观政策总体思路,应继续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为动力,把防范化解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就业、稳效益、控风险、促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  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2015年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社会融资总量的合理增长,在防止局部风险扩散的同时,为实体经济提供相对宽松的资金环境,稳健取向下政策要更加灵活;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进一步发挥经济稳定器和促进结构改革的作用,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赤字资金要重点用于综合减税,技改贴息,基础设施建设,并对投资可能出现的超预期下滑做好相关预案。着力盘活财政沉淀资金,优化存量资金结构。  加大企业债务重组支持,避免金融风险扩散。实体经济调整必然表现为金融资产的重新配置和价格重估,要防止由此引发的金融体系连环紧缩。加快银行债务重组,适当放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冲销的财务规定,允许免除的贷款本金或利息作为不良贷款进行冲销,抵免所得税。尽快将企业担保信息纳入征信系统共享,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金错配。对于那些管理较好、产品有市场、有新产品和技术储备,但因债务压力导致经营暂时困难的企业,要给予信贷支持,并加快银行债务重组。  逐步释放改善性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软着陆。房地产投资增速平稳回落是经济顺利迈向新常态的基础。在已经出台的信贷政策基础上,一是清理、调整房地产市场高速增长时期的税费政策,降低交易环节税费,鼓励梯度消费,有序释放居民改善性需求;二是研究建立利率和首付比例反向调节的机制,防范未来因基准利率下调可能引发的泡沫风险;三是适当收紧三四线城市住房土地供应规模,防止产能过剩问题在房地产领域蔓延;四是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方式,对市场供应量过大、库存较高的城市,可探索货币化安置、租金补贴等,也可集中采购普通商品房作为棚改安置房或保障房,促进社会住房资源优化配置。  促进汽车、信息、旅游等消费热点和网络购物等消费模式加快发展。政府消费退出、房地产及其相关消费增速快速下降后,新消费热点的培育需要进一步加强。包括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汽车产业正处于较快发展阶段,应该调整税费政策,加大对汽车生产和消费领域的支持。进一步加大信息化基础设施投资,降低信息消费门槛,以信息消费带动传统商业和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升级。加强旅游、文化、健康等领域市场建设,促进居民生活服务业加快发展。  加快推动企业兼并重组,积极化解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影响当前经济活力、削弱金融体系功能的主要原因之一。过剩产能占用大量新增资金,抬高资金边际利率,提高融资成本,造成资金错配。要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结合的政策体系,通过兼并重组,促进行业内优胜劣汰和制造业的结构升级。巩固结构优化成果,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将需求增速下降的压力转化为供给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优胜劣汰,促进部门间、部门内生产效率的提高。  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促进非贸易部门效率提升。生产性服务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可大幅度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把服务业作为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点,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有序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与此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对内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入的,首先应允许国内各类资本进入,形成平等的竞争环境。完善服务业创新体系、标准体系、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和统计体系建设。  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尽快释放改革红利  孙学工:加快落实已出台的各类政策,及早发挥政策效力。同时,要以破解制约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为导向,强化政策的协调配套,加快出台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含金量的政策措施及细则。  积极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更有作为。一是适当扩大中央财政支出与赤字规模,加大对结构调整、节能环保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建议2015年中央政府预算赤字率扩大至2.5%。二是通过改革加快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置换资源用于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具体措施有加快推进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领域、完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政策体系等。三是实现地方政府债务与融资体制平稳转换,避免出现政策空窗期,以保障地方公共服务的合理投入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定。  适时适度微调货币金融政策,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在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取向的同时,要及时微调预调货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和信心,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适时扩大定向降准范围或实施全面降准,运用各类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提高金融机构的放贷能力,适度扩大抵押物范围和放宽标准,满足实体经济的信贷需求。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适时调整基准利率水平,尽快形成新的贷款利率引导机制,指导商业银行适当降低各类贷款利率,有效缓解融资贵这一突出问题。  适当扩大公共投资,防止投资大幅滑坡。加大重大项目建设力度,围绕中西部铁路、城市基础设施、通用航空机场、水利工程环保等方面,实施和统筹推进一批重大项目计划;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技术改造、技术创新及“两化融合”项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政策落实,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进度,在房地产下滑严重城市可以考虑政府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用房,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基本正常运行。  挖掘消费增长潜力,促进消费平稳增长。结合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尽快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实施细则,加快建立合理的公务员工资增长机制,加快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办法,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加大对首次购房者的信贷与税收优惠,适当放宽二套房贷款政策,促进合理的住房消费;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缩小高档消费品境内外价差,促进海外奢侈消费品消费回流国内市场;以支持鼓励创新为重点,加快电子信息消费、农村服务消费、绿色循环消费等新型消费的推广。  完善政策体系,更为有效地化解产能过剩。在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上,政府要履行好自身应有的职责,同时要尽量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干预。一是要规范好市场经济秩序,严厉打击偷税漏税、制售假冒伪劣等行为,切实改变钢铁等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不正常现象。二是改进需求市场,如提升建筑质量标准、推广钢结构替代钢混结构等。三是尽快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限制与排放配额交易制度。  协调推进各项改革,尽快释放改革红利。统筹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和国企等多方面的改革,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活力和动力。一是继续推进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扩大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范围;加强各部门间协调,疏导审批通道,全面简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加强服务。加快建立政府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公务员工作积极性和规范性。二是把推进改革和盘活存量有机结合起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深化土地、资源和金融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要素生产效率,挖掘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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